1947年春季，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，正式组建为华东野战军，简称“华野”。在华野成立之初，陈毅担任司令员兼政委，粟裕则担任副司令员，谭震林担任副政委。陈士榘被任命为参谋长，唐亮担任政治部主任，而刘先胜和张元寿分别担任副参谋长，钟期光为政治部副主任。

在这次合编之前，宋时轮一直是山东野战军的参谋长。合并后，宋时轮被调任渤海军区副司令员，这不仅使他离开了熟悉的野战部队，而且职务也有所下降。宋时轮的资历十分老练，尽管他并未参加三大起义，但在加入红军时，他就带领着一支数十人的游击队，因此毛主席曾称他为“一方诸侯”。

红军时期，宋时轮和陈毅有着多次合作。陈毅担任西方军司令员时，宋时轮是其参谋长；之后，陈毅担任江西军区总指挥，宋时轮也在总指挥部担任作战科科长。从那时起，宋时轮便多次辅佐陈毅指挥作战，彼此间积累了深厚的默契与信任。

在长征过程中，由于陈毅的腿伤，他被留在了中央苏区，并在南方坚持了三年的艰苦游击战争。而宋时轮则随主力部队参加了长征，历经了诸多艰难困苦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陈毅在新四军担任职务，先是担任支队司令，随后又担任了代军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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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，宋时轮在八路军中担任了多个职务，先是在120师当团长，后又被派遣到雁北和冀东地区。冀热察挺进军成立后，他在萧克手下担任支队司令。然而，在处理冀东抗联支队司令高志远的问题时，二人发生了矛盾，导致宋时轮受到了处分，直到1940年春，他才回到了延安。

回到延安后，宋时轮没有再上过战场，而是静坐了五年的“冷板凳”。抗战胜利后，陈毅出任津浦前线指挥部总指挥，得知老部下的处境，陈毅十分同情他，决定将他调回山东，任命他为自己的参谋长。

解放战争爆发后，陈毅出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，宋时轮则担任了参谋长。陈毅擅长纵观全局，具备卓越的大局观，但具体的战役指挥工作则交给了宋时轮负责。1946年7月末，山东野战军在淮北转战，首次在朝阳集成功消灭了超过5000名敌军，取得了胜利。

当时，淮北地区的国军主力除了蒋系之外，还有桂系。山东野战军在朝阳集打击的正是蒋系主力。蒋系主力遭受打击后迅速整合，山野发现很难寻找机会进行个别打击，若强攻，可能会陷入消耗战。因此，毛主席特意发电指出：“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，只要主力在手，总有机会歼敌，过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。”收到指示后，陈毅和宋时轮决定重新评估形势，寻找更好的战机。

当桂系第7军向灵璧、泗县和五河一带推进时，宋时轮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打歼灭战的良机。此时，山东野战军手中有22个团兵力，兵力对比上占据优势，因此他决定集中力量发起泗县战斗，迅速消灭桂系的这两个团。

然而，战局并不如宋参谋长预想的那般顺利。虽然桂系第7军战斗力强大，但守军只有两个团，且他们态势突出，这正是有利的围歼机会。宋时轮坚持认为攻打泗县更加合适，即使敌军强大，进攻也必须继续。然而，战斗途中，淮北地区正值雨季，暴雨连绵不断，地面泥泞不堪，9纵和8师的炮车几乎无法移动，战士们在齐腰深的水中艰难行进，前进速度极慢。

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，张震曾提出暂停攻击，等待天气好转再行动。但宋时轮却认为，战机稍纵即逝，不能因为天气原因耽误战斗，决定继续推进。当8师在8月7日率先抵达泗县外围时，师长何以祥看到泗县周围已经被暴雨淹没，水深过膝，护城河水满且宽，进攻难度极大。敌人已经扫清了射击死角，若要架桥攻城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由于难度过大，何以祥请求宋参谋长增援，但宋时轮坚决表示，既然部署已定，无法再增兵。战斗打响后，8师顽强突破了敌人的外围防线，并在恶劣天气下架桥过河，最终通过爆破摧毁城墙，强行突破。但面对敌人强悍的反冲锋，8师的进攻陷入了僵持局面。敌军炮火猛烈，且桂系两团的战斗力不可小觑，8师虽然突破了防线，但进展缓慢，且伤亡惨重。

此时，陈毅得知战况不利，派宋时轮赶到前线指挥。尽管增援部队赶到，但由于大雨阻隔，敌军的反击愈发猛烈，泗县之敌开始发动援兵，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。最终，宋时轮决定撤退，结束了这场损失惨重的战斗。尽管8师歼敌3000余人，但自身伤亡2400多人，其中排级以上干部牺牲108人。

此次战斗的失利在战后引发了广泛讨论。很多人认为宋参谋长在指挥中存在许多问题。手握22个团兵力的情况下，却仅动用了6个团主攻，剩余的兵力用来阻援，未能有效集中兵力攻打敌人。此外，强攻时未能充分考虑实际困难，使得8师遭遇了极大的伤亡。战后，宋时轮做了深刻反思，并向陈老总做了检讨。陈毅则主动承担了失败的责任，并在总结大会上进行检讨。

之后，山野在两淮保卫战中的表现同样不佳，导致两淮失守，华中解放区的局势陷入了困境。为了加强战斗力，毛主席决定将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编。华野成立后，陈毅掌控全局，战役指挥由粟裕负责。而由于宋时轮在前战中的表现不佳，他被调离野战部队，降职为渤海军区副司令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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